中国古代史籍浩如烟海，今人史学著述汗牛充栋，有关古代思想史、哲学史的出版物比比皆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写出一本管理思想史并不难，但要写好却不容易。要从什么角度入手？体系该如何架构？内容该如何把握？分析该如何进行?评判该遵循哪些尺度？怎样才能避免成为齐宣王手下的吹竽人？这些问题都不可回避。笔者几十年教学和研究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些问题自问自答的过程。
——摘自《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后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研究应该有三重追求：其一，必须具有坚实的基础，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从史料学意义上做到知古以求真；其二，必须具有思辨的内核，能够给人以启发，从观念史意义上做到鉴古以知今；其三，必须坚守学术的本位，从学术史意义上做到正学以闻道。
——摘自《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后记
学术史的意义，便是只有真正做到贯通古今、贯通中西，才能真正做到正学以明道，明晓中国史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真正影响人们的行为。实际上， 读历史，追求的是历史中的道理，将道理融化进脑子里，不知不觉提高水准。学术史不是将以往的学术资料作一归纳，归纳缺乏现实意义，也不会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学术史只有做到打动人心，才能真正产生它的效应。
——摘自《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后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大体框架
——摘自《导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概论》
思想史的流派，影响往往是有限的。即便是儒学这样在中国古代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流派，也不能支配社会上的一切行为。管理思想的逻辑架构，要从影响社会行为的角度而不是从思想流派的角度来认知。但是，学术研究则需要尊重流派体系，从学术门户入手。先看行为差别还是先看门户异同，取决于人们的认知需要。
从影响社会行为的角度来看，管理思想史主要建基于以下方面：人性假设，协作机制和组织原理，角色体系和人事关系，动力机制和激励途径，价值选择和决策，权威和领导，控制和监督。
人性假设在管理学中的地位，相当于物理学中的公理。管理面对的是人，有什么样的人性假设，就会对应产生出什么样的行为。所以，中国古代对人性的讨论，自然而然成为各种管理思想的基础和源头。中国古代人性争论之复杂，远不是几篇论文几本著作所能定论的。与西方人性论不同之处是，中国古代的人性假设，以善恶之争为第一要义。古代思想的大端是，孔孟主张性善，商韩主张性恶，荀子则在性善与性恶之间建立关联，老庄撇开善恶遵循自然，其他流派(墨、名、纵横、杂) 则试图以各种方式调和善恶与义利的关系，或者干脆根据实用需要排定优先顺序。
古代人性假设虽然以善恶为价值前提，却在内容上始终以义利关系为主导。而善恶与义利在逻辑上并不完全对应。这种不对应，最终导致义利之辨演变为天理人欲之辨，使其与善恶之辨吻合，而这种非逻辑的吻合又造成思想上的僵化。为了打破这种僵化，又以自由心证式的心学对善恶义利的判断加以灵活变通应对。
整个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离不开对人性的认知和判断。孟荀分歧，实际是人性假设在常识和理性上的分歧。儒法斗争，实际是人性假设在价值和利益上的斗争。儒道之辨，实际是人性假设在自然和人为上的争辩。甚至一直到理学心学之争，也不过是人性假设在绝对天理和自由心证上的争论。而明清儒学试图论证人欲即天理的探索，开始了人性假设的近代化过程。传统中国主导思想是理属天、欲属人，到了近代《天演论》被中国人接受，实质是人欲属天、公理属人的观点被承认。
从春秋战国的大变革之后，以社会为基础的宗法制组织和以政权为基础的官僚制组织一直存在冲突。由于古代的社会治理只有安全与稳定观念，没有发展观念，所以，古代的组织以制衡为第一要义，而以变通为辅助手段(法家是个例外，不讲制衡) 。即《论语 ·季氏》所谓：“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出于“均”和“安”的追求，战国晚期的杂家试图建立起不同学说的均衡(以《吕氏春秋》为其代表) 。西汉汲取秦的教训试图建立皇帝与官僚、分封与郡县的均衡。其后这种均衡越来越完备、越来越精致。逐渐形成层级节制与垂直监控的平衡、中朝决策与外朝执行的平衡、身份角色与权力职能的平衡、实务与言谏的平衡，乃至正职与副职的平衡等，把传统制衡发挥到极致。
有一点需要说明，古代的组织制衡体系，绝不是某个天才人物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在现实需要中通过不断试错逐渐演化形成的。不了解这种演化机制，就有可能对传统组织体系产生先入为主的误解。掌握职官的名称含义变迁、机构的职能运作变迁、组织关系的亲近疏远变迁、人员角色的权力涨落变迁，是认知组织演化的基本途径。
中国传统讲究“君子不器”，但又在行动中讲究“用人如器”，由此形成人与职的角色关系。传统中国没有“天职”，却有“天命”，没有专业分工，却有角色制衡。从天子到庶民，人皆可以为君子。同西方相比，中国的这种角色体系只有人自身的荣光尊严而不会成就上帝的荣耀。从角色角度来看，人是需要全面发展的，而职是有严格限制的。古代组织的任职条件，竟然是同履职关联不强的修养素质，这是西方人最不能理解的外行现象。即便是知名汉学家，也对中国传统的外行管理颇有微词。西方社会科学的工具理性优先，无法对应解释中国传统的价值理性优先所形成的人职关系体系 (工具理性优先是对职业官僚治理的解释，而价值理性优先是对君子道德治理的解释) 。海通以后的中外冲突，在治理技能上首先表现出来，并率先导致科举制的变革废除。而关于中国古代人职关系的研究，迄今比较薄弱。
传统中国的角色定位，以长官之下的吏胥幕随最为典型。首先，长官与其下属的吏胥幕随形成互相校正的角色组合；其次，吏胥幕随之间形成牵制平衡的复杂关系。由此决定了“不器”之人在组织运行中“如器”之职的不同行为取向。官要以人性之善去防范法制之恶，吏要以法制之正去防范人意之偏，胥要以操作之限去防范臆想之妄，幕要以人情之常去防范道义之悖，随要以责任之重去防范长官之愎。从而使天理、人情、国法在具体的治理行为中达到相嵌耦合。推而广之，每个具体角色的要求各殊，但反映出的君子人格则一。君子的不器，又在事物之成器中得到彰显，做到立德、立言与立功的兼容。哪怕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需要处理好这种人格养成和职业操作的关系；到最底层的小民，也需要在做人与做事之间寻求适合自己的定位。
中国传统的行为激励机制，往往要在当前的荣华富贵和长远的名声口碑之间取得平衡，在自身家族与社会他人之间占据优势。其象限有四：一是在个人的当下追求中做到道义和利益的平衡，二是在个人的未来追求中做到眼前和长远的平衡，三是在人际追求中占据自家对他家的义利优势，四是在代际追求中占据后人对社会的义利优势(代际受益) 。如果再推而广之， 还要争取社会获益与自然状态之间的平衡以及优势。在义利获取方式上，又有自致和他致的不同。由此，构成传统激励机制的复杂面相。
以利益动机激励行为的制度起源已不可考，但战国的军功制无疑是其代表之一，此后尽管名称不同，但利益刺激作为激励手段一直存在。包括诱使人们读书的口头禅，也离不开“黄金屋”“颜如玉”这类俗不可耐却又切实有效的利益象征。无论官场还是社会，从来都把物质条件、生活水准、享受待遇看作最直接、最有效的激励因素。不过，义利关系一直是古代思想中的争论焦点。早期儒学具有明显的重义轻利倾向，所以，后人有把孔门思想的义利关系加以分解(如理学)或融合(如心学)的不同取向，在求心安和求舒适上形成不同偏好。而这种不同取向又导致对义利关系的善恶伦理化解读。至于是优先争取当下利益还是更为重视今后利益，尤其是优先考虑自身现实利益还是更为重视身后的声名口碑，更是困扰人们的普遍问题( 出身、角色、地位等差异，是决定选择偏好的重要因素) 。传统思想在这方面有着广泛的论争，而现实生活则会限定当事人选择的条件或者缩小选择的余地。所以，这一方面的学术争论，只是现实生活的陪衬，更多地被用来对既定选择进行合理化解释，为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提供辩护，用人们认可的共识为隐蔽的意识乃至无意识提供合理化证明。对研究者而言，传统的激励学说，其事先的理论引导作用往往被高估，而事后的心理舒缓作用往往被低估。
在这样的思想争辩中，人们所得到的共识是：单一的利益满足有着明显的局限，而志向高远的道德标榜又有着不解近渴的迂远。强调利益时视道义为迂腐，强调道义时视利益为万恶。在实际操作中，不论哪种侧重都有丰富的思想资源。所以，急功近利时就强调“食有劳而禄有功”，以谋求最大限度地调动当下积极性；重视长远时就强调盖棺论定，以赠谥褒贬、光宗耀祖去激发道义力量。管理思想在指导实务时则叩其两端而求其适度，实践有所偏失时则以此矛攻彼盾而维系平衡，现实冲突剧烈时又以共生渗透之论述去寻求一致或者缓冲。行为领先，思想居后，学术上的争论是为实践中的欲望满足或心安理得服务。
决策是行为的选择，这种选择有上到理想、下至底线的不同标准。中国传统的思想流派，各自从自身的价值定位和逻辑推论出发，给出不同的完美设想，包括人的完美、社会的完美、国家的完美以及生活运行中的动态完美等。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对这种完美是否能够实现抱有适度的疑虑。所以，各种思想在应对现实问题时，都试图以人的努力逼近完美，而不敢断言必然实现完美。儒家虽然有大同之说，但正统儒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而且其理想共识是小康状态。道家更是对现实社会持悲观态度，在知识论上认为以有涯求无涯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中只能以柔克刚来逼近大道。中国思想的各家各派之共同色彩是务实。所以，各派思想用在实务上都立足于渐进。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思想流派多不封闭，往往能吸纳完全不同的其他思想流派。学术特色是软而不弱，柔而不刚。过刚过纯则会快速被淘汰。
思想追求完美，实际操作立足现实，表现在实务中就是多种流派的互相制约。朝廷的官员即便是某一流派占主体，也要用与其相对的流派来掣肘，在思想地图中做到犬牙交错。融合吸纳的一元化和犬牙交错的多元化形成和谐共存。
还有一点，即在遵从天命和神道的前提下把握理性的限度。有限理性思想尽管是现代提出的学说，但在古代已经有其自在状态，并支配着现实中的渐进行为。中国自古有“受命于天”，由此形成超验即不需要证据的理性边界，把完美交给神，把局限留给人。正是这种对人类自身理性有限的超验确认，形成诚信、谦卑、敬畏、克制的思想根基。曾国藩曾经给自己写下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其用意实际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如果取法乎中，则沦于下流。追求一定要高，但操作一定要实，这是古代思想所能达成的基本共识。
中国传统思想产生于等级社会，所以具有与生俱来的等级观念。不仅没有现代平等，原始平等是否存在也很可疑。儒家尽管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却视纲常伦理为天经地义的先验真理。道家、墨家的平等观念，也受制于自然和天志的绝对支配。因此，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立足于权威，成就于服从，以支配和控制他人为第一要义。热衷于权力的运用，而缺乏对权力的警惕。精妙的制衡体系不是为了控制权力，而是为了保障权力的行使。所以，中国古代的领导和权威方面的操作，基本上都属于术类，偏于技巧。比较为人之道(重在修养) 和为君之道( 重在驾驭他人) 的差别，就可感受这一要领。
但是，中国古代的等级思想具有相对性。权威与责任相伴随，命令与伦理相伴随。“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 ·离娄下》)君臣父子的纲常，以德位相配为前提。这种德位相配又与人职之分的角色定位契合。在人一面，强调德性；在职一面，强调做事。由此，中国传统的君臣之道是相向的。再由此，他治与自治是一体的。久而久之，自力就是天恩，天意就是民意。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考虑：在权力和金钱之间，中国传统向来认为金钱是罪恶之源，且赋予权力先验的善意，由此形成王道。
内容简介：
本书以思想史研究为基础，以管理学研究为纽带，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提炼、分析和比较。一方面采用最基本的历史研究方法，尤其注意史料的选取和考证，以扎实的文献功夫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形成靠得住的学术见解；另一方面采用比较研究法，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国外管理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两者之间关于管理原理、方法的相通性及在环境、文化、传统影响之下的差异性。其学术价值主要在于强化了历史学与管理学的深度交融，在重新归类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将经典和前沿的管理理论渗透到分析和考证的过程当中，既体现了历史的客观性，又体现了专业性、学术性和科学性，力求为深化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个可读、可信、可思、可辩的文本。
作者简介：
刘文瑞，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兼任《管理学报》编委。主要从事管理学原理、中国政治制度史等研究。曾发表各类文章5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出版著作（含教材）30余部，代表作有《继承与变革——中国古代人事制度的发展历程》《唐玄宗评传》（《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上下册）》《历史深处的管理智慧（三册）》《边缘琐语：人文与管理的对话》《史海管窥：掌故中的管理智慧》《管理学在中国》《管理的尺度》《管理思想大系》《改变世界的管理学大师》《看电影，学管理》《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文化史》等；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陕西省教材一等奖等多项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