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相马的故事妇孺皆知。从春秋到战国，人们常以伯乐为例来说明人才选拔，唐代韩愈《杂说》四首中的名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更是家喻户晓。韩愈赞美伯乐，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本人就是伯乐故事的受益者。唐德宗贞元八年，韩愈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是陆贽。陆贽为了更准确地掌握考生情况，请了他的两个朋友梁肃和王础帮助自己，这三位都满腹经纶，为国求贤尽心尽力，当了一次名副其实的伯乐。此科共取进士二十三人，韩愈名列第三，同榜全是名满天下的青年才俊，号称得人最盛，“其后一二年，所举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所以，后人称陆贽主考的这一榜为“龙虎榜”。

相传伯乐是秦穆公时人，本名孙阳，因他擅长相马驭马，世人以典天马的星宿伯乐名之，可见伯乐相马的水平得到世人公认，历朝历代，当各种组织需要人才时，就有人呼唤伯乐再世，希望领导人成为伯乐。然而，伯乐并不好当。韩愈认为陆贽是伯乐，比陆贽文采更出众且影响更大的欧阳脩也想当伯乐，却适得其反。宋代欧阳脩当主考，发榜后“时所推誉，皆不在选”，于是落榜生把上朝的欧阳脩堵在路上，“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颇有当今群体性事件的模样；还有些落榜生更为下作，写匿名帖子诅咒欧阳脩（见《宋史·选举一》）。看来，即便才能足以当伯乐，要想成为真正的伯乐还要受多种因素限制。

正因为当伯乐之难，两千年来口耳相传，给伯乐的故事添加了许多无法验证的逸闻。例如所谓用千金买来伯乐在马市上的回头一顾，所谓伯乐儿子拿着相马经找到了一只蛤蟆等等。这些故事，既反映出人们对伯乐寄予了更多期望，也可以看到人们对伯乐的些许怀疑和几分调侃。但不管哪种传说，人们总是希望真正的千里马能够脱颖而出。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舆论界呼唤伯乐蔚成风气。很快人们就发现，呼唤伯乐之人，总以千里马自许。自己榜上有名，主考就是陆贽；自己名落孙山，主考就是欧阳脩。所以，领导人是否伯乐的评价，有时也不靠谱。于是，又有一种说法：选拔人才不能靠伯乐相马，而要靠跑马场赛马，是骡子是马不能靠伯乐说了算，而要出来跑两圈。还有批评者认为，相马说本质上是人治，赛马说才是法治。90年代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赛马说逐渐占据主流，更多的人开始重视人才选拔中的制度建设，伯乐之说渐趋冷寂。

问题在于，主张相马的人，往往看不到赛马的优势；而主张赛马的人，往往把赛马与相马对立起来。所以，谈论人才选拔者，不是以相马否定赛马，就是以赛马否定相马。这种非此即彼的论断，妨碍了人们认知的深化。实际上，相马和赛马各有利弊，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正道。

对于相马而言，我们在寄希望于领导人当伯乐的同时，还要清醒地看到，伯乐施展才能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首先，伯乐自身的知识和经验，既是相马的基础，又会限制相马的视野。人们往往反对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尤其反对门缝里看人，然而却忽视了任何人都有一幅有色眼镜，而且都趴在门缝里，只不过知识和经验决定了眼镜的色调偏向、底色浓淡以及门缝的宽窄正斜。其次，利益会对伯乐的视力造成屈光。同样是伯乐，在不同的利益机制下，有可能偏于近视，也有可能偏于远视，或者还有散光；如果不同利益相关者给伯乐强加上不同屈光度数和偏转角度的矫正眼镜，视力正常的伯乐反而有可能看不清楚。再次，组织会限定伯乐的场景。即便是真正的伯乐，放在不同的场景中效果大不一样；如果场景中再配上不同的灯光和不同的背景，或者把伯乐安排在不同的位置，其观察马的感受会大不一样。所以，单靠相马，有可能评判不当。

对于赛马而言，不见得最好的马肯定就在赛场上跑得最快。首先，马的饲养状态和临赛状态，对于马能不能在赛场上最佳发挥关系极大。如果世无伯乐，很有可能把千里马安排到拉大车的轨道里，平庸的马夫鞭打呵斥，甚至克扣草料，导致上赛场之前已经遍体鳞伤瘦骨嶙峋，好马也别指望它跑出好成绩。其次，赛场上的偶然因素太多，即便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种子赛马，跑不出正常成绩也是常事；我们总希望优秀马匹能够跑在前面，然而会有许多无法预料的情况妨碍马的能力发挥；如果冷不丁的一声炸雷，十有八九会惊了马而乱跑一气。再次，兴奋剂之类的干扰，会混淆骐骥和驽钝，吃了瘦肉精的猪，比不吃瘦肉精的猪更能得到屠宰场的青睐，赛马名次会影响到各方利益，跑马场也会出现各种瘦肉精。最后，考官的评价尺度和组织对马的要求，使赛场不见得只看速度。很有可能，跑得最快的马长相不入考官的法眼，身高尺寸不合法定的千里马标准，步伐和跨度与组织规定不一致。如此种种，赛马也不见得选出的都是好马。

有鉴于相马和赛马的种种不足，管理者应该看到，单纯依赖相马，或者单纯依赖赛马，都有可能失马。把二者对立起来，更无助于选出好马。在改进选马方式的路径上，应该遵循这样一条思路：实现伯乐和赛场的互补，而不是以伯乐排斥赛场，或者以赛场排斥伯乐。推而广之，一切管理制度，都要追求能够使伯乐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激励那些还不是伯乐的人向伯乐的方向努力。而伯乐本人，则要在制度的约束下尽到自己的最大责任，并力求减少自己可能出现的偏差。反过来，制度又要对伯乐的这种努力予以正面鼓励。

以性恶论作为制度建设的假设前提，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防范恶，而难以鼓励善。好的制度，应该以激励善行为宗旨。任何制度体系，其底线是把有可能出现的恶行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其顶线是为善行提供足够发挥的空间和激励。前者是防止制度堕落的必要规范，后者是促进制度优化的发展方向。当今的制度论者，往往对前者较为重视，而对后者视而不见。须知只有做到后者，才能形成制度改进的良性循环。